从历史经验看江西要如何破局——兼论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旅游攻略 2023-10-25 0

一、江西的现状:缺乏重量级中心城市,本地人才流失率高居全国第一

1、江西经济水平不高

江西经济不发达,只能排在中游,人均GDP低于湖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和辽宁,高于河南等14个省份。

图1 2020年中国各省市人均GDP

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2020年江西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仅占48.13%,位居全国倒数第3位。

图2 2020年中国各省市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

2、江西缺乏重量级中心城市

南昌人均GDP相对较低。江西省会南昌人均GDP在湖北(12个地级市)、陕西(10)、安徽(16)、湖南(13)、辽宁(14)、四川(18)、江西(11)、河南(17)等8省地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12位。湖北、安徽均有三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均GDP高于南昌,辽宁则有2个,湖南、陕西、河南各1个,仅四川没有地级以上城市人均GDP高于南昌。

江西较高经济水平城市数量较少。2020年,人均GDP高于6万元的地级以上城市,安徽有9个,河南7个,湖北、四川均为6个,湖南5个,江西、陕西、辽宁均为4个。于是给人一种江西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不如河南的错觉。

图3 2020年中国8省地级以上城市人均GDP(高于6万元)

南昌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2020年,人口数量高于400万的地级以上城市,湖北、安徽、江西均为6个,河南12个,湖南8个,四川3个,陕西、辽宁均为2个。但是,与其他兄弟省份不同的是,赣州、上饶的人口数量均高于省会南昌,南昌人口仅占全省的13.84%,西安、四川、武汉、沈阳、合肥、长沙、郑州则分别占32.77%、25.02%、21.34%、21.20%、15.35%、15.12%、12.68%,南昌人口首位度仅高于人口大省河南。从绝对量来看,江西GDP最高的城市南昌625.5万的人口数量更是远低于兄弟省会城市。且南昌市的人口密度仍有提升空间。

图5 中国8省地级以上城市七普人口(高于400万)

图6 中国8省主要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

南昌GDP明显落后于兄弟省会城市。在城市化和人均GDP的戴维斯双击效果下,合肥2001-2020年GDP增长了26.64倍,长沙增长了15.69倍,郑州增长了13.49倍,西安增长了12.65倍,成都增长了10.87倍,南昌增长了10.83倍,武汉增长了10.59倍,沈阳仅增长了4.31倍。

图7 2001-2020年南昌与兄弟省会城市GDP(亿元)

由于南昌GDP落后,导致江西拿不出一座中心城市去和其他大城市竞争,在争取各类政策试点和资源时,面临城市能级不足等问题,落后于兄弟省份。

图8 5G示范城市建设部署时序


3、江西优质企业不足

截至2021年11月5日收盘,江西A股上市公司数量为63家,位列全国第16位。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9105亿,位居第21位,赣锋锂业、江西铜业为龙头,市值远高于其他上市企业,二者约占江西企业总市值的1/3。其中,南昌A股上市公司27家,龙头股为江西铜业,市值785亿。郑州A股上市公司31家,沈阳24家,均没有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成都98家,拥有通威股份、水井坊、川投能源、四川路桥4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长沙74家,拥有爱尔眼科、芒果超媒、方正证券、中联重科4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合肥62家,拥有阳光电源、科大讯飞、国轩高科、欧普康市4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武汉65家,拥有宏发股份、高德红外2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太原19家,仅美锦能源1家5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企业。

表1 江西及可比省份上市企业数量及总市值(亿元)

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一共有66家,其中武汉4家,分别为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下一代信息网络、生物医药。合肥3家,分别是: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郑州2家,为信息服务业和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成都2家,为轨道交通和生物医药。长沙1家,为智能制造。西安市1家,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赣州有1家,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南昌却一家都没有。

4、本地人才流失率高居全国第一

江西缺乏优质企业和重量级城市,人才无法发展所长,无法吸引人才。九江人喜欢去武汉,上饶人喜欢去杭州,宜春萍乡人喜欢去长沙,赣州人喜欢去广东,抚州人去福建。江西的经济水平不高,就业岗位少,待遇明显没有沿海城市好,导致留不住人才。江西没有好大学,只有一所211高校南昌大学,并且在全国排名也不高,学生择业成本使得大部分人会选择在学校所在地工作,很多高分考生考到外省就不回江西了。因而,江西人口外流比较严重,大专及以上人才比例低于陕西、山西、湖北、安徽、四川、湖南,略高于河南。

图9 江西本地人才流失率


表2 七普人口大专及以上人才比例

5、江西经济维持快速发展,人均GDP高于河南

当然,江西虽然底子薄,发展中存在各种问题,也是有亮点的。2001-2020年人均GDP和GDP累计增幅均位列全国第五位,高于9倍。

图10 2001-201220年中国各省市人均GDP累计增幅

图11 2001-2012年中国各省市GDP累计增幅

大城市是知识和专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育最好的温床,能提供更多的消费升级机会,能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大城市在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期以后的竞争力更加凸显,发展潜力也在提升。当前,中国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2001年江西GDP2175.7亿元,安徽3502.8亿元,江西仅为安徽的62.11%;江西人均GDP为安徽的91.09%,依然具有可比性。但是,2001年合肥GDP363.44亿元,南昌485.62亿元,合肥仅为南昌的74.84%;2020年南昌GDP仅为合肥的57.19%,人均GDP为合肥的85.68%。

江西人口总量少不是理由!赣州、上饶的人口数量均高于省会南昌,如果南昌人口总量能达到赣州的水平,人口首位度将由13.84%升至19.85%,GDP总量可以达到8239.36亿元,为合肥的82.02%。河南地少人多,人口首位度参考价值不大。倘若南昌的人口密度能达到郑州的水平,GDP总量可以达到11575.5亿元,超越合肥。

没有好学校也不是主要理由。哈尔滨有哈工大,2020年哈尔滨的GDP仅为南昌的90.22%,人均GDP仅为南昌的56.38%。

那么,江西要如何破局呢?历史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给我们哪些经验与启发?待我们先从理论分析开始,然后结合历史经验,为江西的发展寻找一条破局之道。

二、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三种视角

在经济学中,看待政府通常有三种主要的视角:看不见的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

第一种为看不见的手,即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思想。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政府只需要执行一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所必需的基本职能,譬如,保护产权、建造铁路等基础设施,提供法律、制度、国防。除了提供这些有限的公共产品之外,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

第二种为扶持之手,即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是决定一国兴衰存亡的关键,所以国家和政府需要作为民族工业发展强有力的后盾以保护本国生产力发展,而不是禀承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某个国家的一个新兴产业,当其还处于最适度规模的初创时期时,可能经不起外国的竞争。如果通过对该产业采取适当的保护政策,提高其竞争能力,将来可以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并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就应采取过渡性的保护、扶植政策。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由于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等原因,存在各种市场失灵,使得市场无法出清,形成失业。为了纠正市场失灵,需要政府供给公共品、治理外部性、调控经济波动、调节收入分配。

第三种为掠夺之手,虽然也承认存在市场失灵,但是还有政府失灵。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国有企业所追求的是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因而需要寻找限制政府的方法,反对扩大政府的范围。

产权即所有权,又可以分为分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四项基本面权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观点“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是,倘若没有私有产权以及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自利就无法激励人们充分努力,在努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懈怠,导致低效率。

合同法等保护契约精神的法律、标准化、质量保障、市场准入等制度则降低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促进了投资、科技创新和市场增长。国防等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生产和消费环境,间接提高经济效率。

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四类。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但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又有向垄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而,需要政府等第三方规制垄断行为。

公共产品是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即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即具有非排他性。“搭便车”现象使得公共产品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因而,需要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

外部性是指个人行为的社会成本(收益)不等于个人成本(收益),由其他社会成员承担了额外的成本(收益)。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足够低,通过合理界定产权,私人市场同样可以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然而,现实中高昂的交易成本导致按照科斯定理来处理外部性的情况并不多见。通过合并行为主体将外部性内部化也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可行,政府仍然是治理正负外部性的主体。

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不确定性和风险。当企业认为某项投资或生产风险很高时,出于风险能力的考量,就会导致资金供应、投资与生产不足。倘若,这项投资或生产存在正外部性,就会损害社会福利。譬如基础研究的未来收益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小微企业融资也具有很大风险,因而,需要政府分担部分风险,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信息共享制度,以增加供给。

三、安徽(合肥)成功的经验

在这中心城市引领经济增长、竞争资源的时代,合肥的成功就是安徽的成功。

1、合肥的历史沿革

合肥古为淮夷地,商朝称虎方,西周称夷虎。周时庐子国建都于此。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废分封,立郡县,合肥与南昌同属九江郡。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改九江王国为淮南王国。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改淮南王国为九江郡,辖合肥等县,合肥县名始见于此。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改九江郡为淮南郡,合肥县属淮南郡。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庐江郡为庐州,治合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置十道,合肥属淮南道庐州。北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合肥县属淮南道庐州,为州治。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改道为路,合肥县属淮南路庐州,为州治。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庐州为庐州路,隶淮西江北道,合肥属淮西道庐州路。至元二十八年(1290年),合肥县属河南江北行省庐州路。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合肥改属中书省直隶庐州府,为府治。顺治十八年(1660年),设江南左右布政使司,江南左布政使司辖庐州等府、州。清朝康熙六年(1664年),江南左布政使司改为安徽布政使司,安徽正式建省,合肥县属安徽省庐州府。清朝咸丰三年到十一年(1853年-1861年),安徽巡抚治于合肥县。

2、安徽(合肥)的成功经验

第一,抄底优质企业的战略眼光和魄力。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缺乏一批大企业、大集团的支撑和带动,经济就缺乏竞争力。优质企业是地区经济生产力的代表,企业(企业家)选择一个地区作为根据地,考量的有家乡情谊、感恩之心等感情因素和资源、市场等利益因素。在资源上,合肥无法与发达地区竞争,但是,合肥有“先共患难、后同富贵”的宝贵品质,在优质企业陷入低谷时给予企业资源,并凭借同舟共济的情谊赢得企业的长期入驻。2018年,坊间一度将合肥政府与深圳政府相提并论,“南有深圳,中有合肥”,并赞誉合肥市政府是中国最厉害的风险投资机构。

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京东方合肥六代线之前,其5代线、4.5代线都不理想,企业运营、市场销售很不景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外液晶巨头的降价让京东方备受打压,当年由盈转亏,资金压力巨大。合肥市获悉“京东方有意上马六代线项目了”,合肥市长吴存荣便同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带队赶到京东方考察洽谈。 市委书记孙金龙亲自带队赶赴京东方,表示愿意合作在合肥建设液晶显示器件六代线项目。当时,深圳等国内多个大城市都把橄榄枝伸向京东方,而开出的条件胜过合肥。关键时刻,合肥市果断决策:愿与京东方同舟共济,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京东方在合肥发展新型平板显示产业!“京东方建设首条6代线启动资金需要175亿元,合肥除了在地块配套条件、土地价格、能源供应、贷款贴息等方面给予政策性支持外,合肥市政府投入60亿,战略投资者投入30亿,如未能引入战略投资,剩下的85亿在合肥政府的支持下贷款解决。当年,合肥市财政收入仅300亿。为此甚至把地铁项目都暂停了。2009年4月13日,总投资175亿元的国内首条TFT-LCD第六代生产线———京东方6代线项目如期在合肥新站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的上马,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将大大缓解国内彩电行业的“缺屏之痛”。京东方6代线项目开工当天,100多家配套企业,其中23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齐聚合肥,要求在合肥投资为京东方配套。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决心“打造IC之都”的合肥市以发展民族产业的开创眼光,主动谋划推动芯片产业发展,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短短几年内,合肥就汇聚了129家半导体企业,覆盖了设计、制造、封测、设备和材料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成为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一。2016年5月,合肥市与朱一明掌舵的细分存储器国产领军企业兆易创新决定,合作打造设计和制造一体化的内存芯片国产化制造基地。合肥市出资75%,兆易出资25%,成立合资公司合肥长鑫,专攻DRAM芯片研发生产。2017年,兆易创新与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存储器研发项目之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展19nm制程工艺存储器 (含DRAM等)的研发项目,预算约为180亿元。2019年,长鑫从加拿大知识产权商Wi-LAN Inc.手中买到了全套的专利授权。同年9年,合肥长鑫宣布8Gb颗粒的国产DDR4内存量产。

2019年,蔚来汽车全年交付量20565辆,同比增长82.1%;总收入78.25亿元,同比增长58.0%;调整后净亏损(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109.62亿元,同比扩大22.4%。当年底,蔚来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和投资少于1.5亿美元,但总债务则超过11.5亿美元,且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面临诸多发行的债务到期的情况。当时,造车新势力资金明显短缺。理想的上一轮融资主要依靠美团创始人王兴个人领投的3亿美元,而小鹏则是有雷军投资。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小鹏已经开始裁员,蔚来也调整了工资发放,威马甚至取消了年终奖。2019年的李斌,被媒体称作“中国最惨的男人”,蔚来同18个城市,进行过投资谈判,但是都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蔚来曾宣布与北京亦庄国投达成100亿现金的框架协议,蔚来中国总部落户亦庄,不过最终交易告吹,湖州政府的50亿元投资也被官方否认。在此危难之际,合肥市及时向蔚来伸出了援手。2020年4月29日,蔚来汽车与合肥建投、国投招商和安徽省高新产投达成最终协议,各方将向蔚来中国注资112.6亿元,在新的实体中,蔚来汽车占股75.9%,其他战略投资方合计持股24.1%。到年底蔚来累计交付汽车43728台,同比增长112.6%,自当年4月以来连续9个月实现同比翻番。2021年2月4日,合肥市人民政府与蔚来再签约,双方商定共同打造具备完整产业链的世界级智能电动汽车产业集群。蔚来股价从2020年最低点的2.11美元/股,涨到2021年11月5日收盘的43.12美元/股,目前总市值约700亿美元。

合肥投资优质企业并不是盲目投资,而是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把投资引领培育产业放在第一位,找准市场需求、遵循产业逻辑,巧用资本市场以小博大,并能实现“筹集-投入-退出”全过程把控。投资蔚来时,合肥是四条战线同步在开展。一是组织了专业的团队,也委托了国内一些顶尖专家进行论证,对蔚来的技术、供应链和市场等进行全方面的研判;二是高度关注国家的政策导向,对智能电动汽车的发展,包括蔚来采用的这种换电模式的支持,给做决策提供一些支撑;三是委托了专业的机构,通过法务和财务对企业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四是和蔚来进行详细、周密、严谨的商务谈判。

第二,政府承担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任务。合肥有效运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辩证法,既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支持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抓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未来的整体优势;又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要素价格、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有事多援手、无事不插手、好事不伸手、难事不撒手,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合肥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着力优化管理服务职能,积极探索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较早开展国家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等措施;健全政策支撑体系,逐年修订调整支持自主创新政策,采用多种投入方式支持各类主体创新创业;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先后出台“人才政策20条”、“人才创新创业8条”等系列政策,构建完整的“育才、引才、集才、留才、用才”政策体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上万套设备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可国外专家却因疫情到不了现场。随后,合肥市出面协调,维信诺首开安徽省复工复产国际包机先河,3个月内安全完成5批6架次累计703人的国际包机和转运防疫工作。2020年6月开始,合肥市委市政府领导多了一个新身份:产业链“链长”。合肥从市级层面建立统筹调度机制,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第三,高效、阳光的政务环境。从2005年起,合肥组织人员两赴浙江省湖州市及长兴县学习考察效能建设,召开全市投资工作暨整治优化发展环境“千人大会”,召开全市“2006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一场“商鞅变法”式的效能革命,迅速席卷合肥。 合肥将一系列开创全国先河的举措,用制度凝固下来,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推动效能革命不断走向深入。2006年,合肥市四大班子联合对52个市直部门的353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会审,一次性“砍掉”123项,这一举措后来被国内各大媒体形象称作“四堂会审”;接着,在全市开展了“查摆找补创”活动,对办事流程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手术”。与此同时,合肥先后推出了限时办结制、两次终结制、特事特办制、超时默认制、缺席默认制、全程代办制、并联审批制、责任追究制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制度。随着一些有碍于发展的藩篱被拆除,合肥被打造成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审批项目最少、审批环节最优、办事效率最高、服务意识最强的地区之一。

第四,强省会战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城市体系规划中的城市定位调整等多种措施,并积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强化省会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安徽和合肥,曾经长期是“弱省份+弱省会”组合。2011年,安徽省合肥市经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巢湖三分”的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人口增加了约175万,合肥市的行政区域也扩大为11445平方千米,极大地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使远离长江的合肥,成为“准沿江城市”,合肥的城市发展主轴转为“向东”,更便于融入长三角。当年,合肥GDP为3636.6亿元,巢湖县级市GDP184.2亿元,占比全合肥市5%;庐江县GDP131.7亿,占比全合肥市3.6%,巢庐合计在全市占比8.6%。

第五,重视教育和人才。2021年6月12日晚,央视《对话》栏目播出特别节目《万亿城市新征程·合肥》,主持人问,合肥历史上“最持久”的投资是指什么?市委书记虞爱华回答是中国科技大学。合肥与中国科大相亲相爱、相伴相随,而且历久弥新。没有中国科大,合肥难有今天这样出彩。中国科大有今天,也有合肥出的力。

1959年3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了16所高校,作为全国重点大学,进行重点建设,其中就有1958年建校的中科大。1969年,13所在北京的高校被迫外迁,中科大就是其中一个。按照中科大的最初想法是迁至湖北或河南,所以最先派人到这两个地方考察,但也很快被这两个地方所拒绝。在辗转河南、湖北、江西等6地之后,最终落户安徽合肥。在其他地区拒绝中科大的时候,安徽省省委明确表示愿意接收中科大,并于1970年将合肥师范学院校址让给中科大办学。在全国粮食都紧缺的困难时期,安徽举全省之力,支持中科大的发展,比如说,在全国电力都很紧缺时,将中国科大列为优先供电单位,哪怕省政府办公室没电,中科大也要有电;合肥在淮河以南,本来不属于配备集中供暖的地区,却给中科大破例,中科大成为了安徽省第一个全校供暖气的高校;安徽还与铁道部门全力争取,开通了合肥到北京的铁路专线,以方便教职员工回京探亲;安徽还争取到中科院研究所落地,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科教名城;专门批”科学岛“给中科大作为科研基地等。中科大也给予合肥和安徽丰厚的回馈。1999年,合肥被确定为国家四大科教基地之一。2004年,合肥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2017年1月10日,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批复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是继上海之后批准的第二个国家科学中心。当前,合肥有三个双一流大学:中科大(985)、合肥工业大学(211)、安徽大学(211),还有13所知名大学的基地:浙大(合肥)科创中心、天津大学合肥创新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复旦大学科技创业园、同济大学合肥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合肥产学研基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科学城、国防科技大学合肥校区。

除了教育之外,合肥还重视吸引人才流入。2015年合肥发布《合肥市进一步扶持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实施意见》。2018年合肥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才来肥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2020年合肥发布《关于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围绕企业和人才十分关注的稳岗安居等问题,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人群,通过提供人才免费租房、补贴购房以及发放岗位补贴、柔性引才奖补等措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合肥干事创业。2021年,合肥开始实施“技术工人租赁住房安居工程计划”,对在全市重点产业链企业就业的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按照90平方米、70平方米、50平方米,三年免费提供租赁住房,如果自己租则按照市场价格,给予三年房租补贴,让有“一技之长”的人,在合肥有“一席之地”、能“一展所长”。目前,合肥市已集聚“两院”院士135人,入选国家、省各类人才工程项目的高层次人才5000多人,连续三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前十。

四、江西要如何破局?

借鉴安徽经验,江西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一是改革观念,主动出击,抄底优质企业,先共患难、后同富贵。在与兄弟省份相比没有明显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不能有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心理,好企业是等不来的。要吸引优质企业落户就必须主动出击,寻找邀请企业入驻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来自于优质企业的暂时性发展困难,来自江西先共患难、后同富贵的宝贵品质。同时,投资优质企业不能盲目投资,而是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把投资引领培育产业放在第一位,找准市场需求、遵循产业逻辑,巧用资本市场以小博大,并能实现“筹集-投入-退出”全过程把控。

二是政府承担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任务。这是主要发达国家促进本地企业发展都采用过的政策,地方政府不能将这个任务完全转给国家,必须主动作为,着力优化管理服务职能,借助国家在专业技术上的优势,助力本地科技创新。组件企业联盟,支持联盟内企业进行共性技术的合作研发,并鼓励它们将这些竞争前技术应用到企业后期的技术和产品开发中;建立技术服务与转移中心,将高校和企业中产生的新技术与方法,以技术服务的方式,用较低成本提供给中小企业;由政府机构联合高校和独立研究机构共同承担风险,为那些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竞争前共性技术开发提供早期的资金匹配和支持,以加速重大科学研究和竞争前技术的商业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帮助创新型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是打造高效、阳光的政务环境,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四是推进强省会战略。通过昌九一体化,强化南昌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城市能级。

五是重视教育和人才。没有一流大学,就自建一流大学;要吸引人才,就先尊重本地人才,优待本地人才。《燕昭王求士》中有一个著名的千金买骨的故事,“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江西可以从南昌大学等本地高校入手,提升南昌大学发展的优先级;通过提供人才免费租房、补贴购房以及发放岗位补贴、柔性引才奖补等措施,提高本地人才生活条件,吸引江西外流人才回归。

六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维持合理房价。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人才的生活成本。高房价会导致人口外流、企业外迁,会吸引企业将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降低研发支出,不利于创新。

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江西可兴矣!